导语:明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现代应该如何去评论呢?

君臣冲突,以臣对皇帝的政治批评为核心,明代士大夫关于君臣冲突的评论,从本质上说,是政治舆论对臣抗争之事的价值判断。通观这些言论,对谏臣的赞誉,对建言获罪官员的同情,对“谏”的正当性的认同等等,以及不计利害,不恤生死的自陈,明代士大夫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态度,认同并鼓励针对皇帝的政治批评。

与事件层面的君臣冲突相始终,士大夫此类评论亦处于十分活跃的态势。“迭议大礼,舆论沸腾”。高攀龙说:“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一有不当于人心,群起而议”。明代有邸报,鼓励抗争的言论常被收录其中,杨廷和说:“传之邸报,天下皆将知之,亦皆将信之,公议以明,国是以定”。何麟,沁水人,任山西布政司吏。武宗微行抵太原,守城者拒不开城门,武宗不得已还京,诏令逮捕不启城门者,何麟实非守门者,却独揽责任,武宗命将何麟廷杖六十,何麟返回太原之日,“巡抚以下郊迎,礼敬之”。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巡抚以下之官能郊迎何麟,能礼敬何麟,固因其能独任其事,也说明,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认同前此不为武宗开启城门的做法。明代士大夫对君臣冲突的肯定由中央至地方,由阁部大员,到地方司吏小官,由此亦可以体察,当时鼓励抗争的言论播散范围广泛的情形。

正德时,杨廉赞誉参加“伏阙”抗争的张英说:“命似鸿毛肯自残,新闻奇事出长安。精忠尚见唐金蔵,往事无惭殷比干。联署谏章文职继,独操七首武臣难。老夫和泪题诗句,留与他年告史官”。天启时,缪昌期说:“青史上毕竟我辈胜”。周顺昌对人说:“先朝如汪(汪直)刘(刘瑾)辈,与附汪刘辈,燎原之势不可响,旋就扑灭。国家有道之长正未艾,勿忧,惜弟不及见耳”。杨廉“史官”与缪昌期“青史”之说,以及周顺昌“勿忧”之语,皆反映出,士大夫对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有着充分的自信,事实上,士大夫的抗争之举以及那些鼓励抗争的言论被后世史官记录成文,确实获得了超越一时一事的影响力。隆庆时,徐阶言:“当先帝时,以谪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至戍且长系,戍、长系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宁可以力胜”?针对神宗对言论的打压,王锡爵说:“众疑成城,卒难消逝……禁之愈哗”。从徐阶与王锡爵的话中,又可以体察,从君臣关系互动的视角下看去,士大夫是当时政治舆论的主导者。

其次,对政治道德的强调,使得士大夫诉获得了超越性的精神支撑。但是,此种观念常常被论者责以迂阔,这些言论常被用作否定君臣冲突价值的论据。这里要注意到一个前提,士大夫起而与君争的出发点,是民本主义的,因而他们的抗争之举已经先验地含有了现实的考虑。从本质上说,士大夫建言于君,虽然激烈或至于“伏阙”,有至于尸谏者,但是,他们并不追求改变现行的政治秩序。士大夫欲以激越言行感动君心,若君心不为所动,终究只能望阙兴叹,或退居乡野以明心志,或以生命去做其主张的牺牲,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皇帝的存在。因此,臣的抗争,对皇帝的影响确实有其限度。即使如此,明代士大夫群体基于道德立场的谏诤之举,还是积极地干预了国家政治的走势,还是使得皇帝任意而为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通过对明代士大夫关于君臣冲突的评论的一系列分析之后,可以作出如下总结,鼓励以政治批评为核心的君臣冲突的思想,是明代士大夫君臣冲突观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是明代政治文化基本精神的现实映射。这种政治文化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叙述它的言论却有着超越地域,又不限于一时的播散性影响力,那些鼓励政治批评的言论被口耳相传,形之文牍,化为一种语境,乃至氛围,复又凝聚为一种引导士大夫起而谏君的精神动力,甚至压力。所以说,那些激烈的言论,既是明代君臣冲突情状的反映,又事实上支撑并促动了这一过程。

由此可以体察,在君主权力相对前代有所强化的明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却是鼓励政治批评,乃至抗争的,皇帝虽然强势,却终究不能改变这种政治文化。明代政治文化鲜明地鼓励政治批评,从根本上说,是肯定追求实现理想政治的行为,政治批评被视为这种追求的具体形式。总体来看,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发端于遥远的历史时期,从历代关于谏臣的赞誉言论可见,这种追求被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地传承着,鲜活地存在于明人的精神世界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政治批评的广泛存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政治有了许多可能调整的契机与通路,这种调整有其限度,并不指向现代政治,亦有种种缺陷,但是从长时段的视野下看,明代,乃至帝制时代的政治因此呈现为具有一定弹性和可能自我调适的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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